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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集》 作者/編者:魯迅

談“激烈”更新時間:2018-12-18

 帶了書籍雜志過“香江”,有被視為“危險文字”而嘗“鐵窗斧鉞風味”之險,我在《略談香港》里已經說過了。但因為不知道怎樣的是“危險文字”,所以時常耿耿于心。為什么呢?倒也并非如上海保安會所言,怕“中國元氣太損”(2),乃是自私自利,怕自己也許要經過香港,須得留神些。

今年似乎是青年特別容易死掉的年頭。“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這里以為平常的,那邊就算過激,滾油煎指頭。

今天正是正當的,明天就變犯罪,藤條打屁股。倘是年青人,初從鄉間來,一定要被煎得莫明其妙,以為現在是時行這樣的制度了罷。至于我呢,前年已經四十五歲了(3),而且早已“身心交病”,似乎無須這么寶貴生命,思患豫防。但這是別人的意見,若夫我自己,還是不愿意吃苦的。敢乞“新時代的青年”們鑒原為幸。

所以,留神而又留神。果然,“天助自助者”,今天竟在《循環日報》上遇到一點參考資料了。事情是一個廣州執信學校的學生,路過(!)香港,“在尖沙嘴碼頭,被一五七號華差截搜行李,在其木杠(謹案:箱也)之內,搜獲激烈文字書籍七本。計開:執信學校印行之《宣傳大綱》六本,又《侵奪中國史》一本。此種激烈文字,業經華民署翻譯員擇譯完竣,昨日午乃解由連司提訊,控以懷有激烈文字書籍之罪。

……”抄報太麻煩,說個大略罷,是:“擇譯”時期,押銀五百元出外;后來因為被告供稱書系朋友托帶,所以“姑判從輕罰銀二十五元,書籍沒收焚毀”云。

執信學校是廣州的平正的學校,既是“清黨”之后,則《宣傳大綱》不外三民主義可知,但一到“尖沙嘴”,可就“激烈”了;可怕。惟獨對于友邦,竟敢用“侵奪”字樣,則確也未免“激烈”一點,因為忘了他們正在替我們“保存國粹”之恩故也。但“侵奪”上也許還有字,記者不敢寫出來。

我曾經提起過幾回元朝,今夜思之,還不很確。元朝之于中文書籍,未嘗如此留心。這一著倒要推清朝做模范。他不但興過幾回“文字獄”(4),大殺叛徒,且于宋朝人所做的“激烈文字”,也曾細心加以刪改。同胞之熱心“復古”及友邦之贊助“復古”者,似當奉為師法者也。

清朝人改宋人書,我曾經舉出過《茅亭客話》。但這書在《琳瑯秘室叢書》里(5),現在時價每部要四十元,倘非小闊人,那能得之哉?近來卻另有一部了,是商務印書館印的《雞肋編》,宋莊季裕著,每本只要五角,我們可以看見清朝的文瀾閣本和元鈔本有如何不同。

(6)今摘數條如下:

“燕地……女子……冬月以栝蔞涂面,……至春暖方滌去,久不為風日所侵,故潔白如玉也。今使中國婦女,盡污于殊俗,漢唐和親之計,蓋未為屈也。”(清人將“今使中國”以下二十二字,改作“其異于南方如此”七字。)

“自古兵亂,郡邑被焚毀者有之,雖盜賊殘暴,必賴室廬以處,故須有存者。靖康之后,金虜侵凌中國,露居異俗,凡所經過,盡皆焚燹。如曲阜先圣舊宅,自魯共王之后,但有增葺。莽卓巢溫之徒,猶假崇儒,未嘗敢犯。至金寇,遂為煙塵。指其像而詬曰‘爾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禍,自書契以來,未之有也。”(清朝的改本,可大不同了,是“孔子宅在今僊源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今其遺址,不復可見。而先圣舊宅,近日亦遭兵燹之厄,可嘆也夫。”)

抄書也太麻煩,還是不抄下去了。但我們看第二條,就很可以悟出上海保安會所切望的“循規蹈矩”之道(7)。即:原文帶些憤激,是“激烈”,改本不過“可嘆也夫”,是“循規蹈矩”的。何以故呢?憤激便有揭竿而起的可能,而“可嘆也夫”則瘟頭瘟腦,即使全國一同嘆氣,其結果也不過是嘆氣,于“治安”毫無妨礙的。

但我還要給青年們一個警告:勿以為我們以后只做“可嘆也夫”的文章,便可以安全了。新例我還未研究好,單看清朝的老例,則準其嘆氣,乃是對于古人的優待,不適用于今人的。因為奴才都嘆氣,雖無大害,主人看了究竟不舒服。

必須要如羅素(8)所稱贊的杭州的轎夫一樣,常是笑嘻嘻。

但我還要給自己解釋幾句:我雖然對于“笑嘻嘻”仿佛有點微詞,但我并非意在鼓吹“階級斗爭”,因為我知道我的這一篇,杭州轎夫是不會看見的。況且“討赤”諸君子,都不肯笑嘻嘻的去抬轎,足見以抬轎為苦境,也不獨“亂黨”為然。而況我的議論,其實也不過“可嘆也夫”乎哉!

現在的書籍往往“激烈”,古人的書籍也不免有違礙之處。

那么,為中國“保存國粹”者,怎么辦呢?我還不大明白。僅知道澳門是正在“征詩”,共收卷七千八百五十六本,經“江霞公太史(孔殷)

(9)評閱”,取錄二百名。第一名的詩是:

南中多樂日高會…… 良時厚意愿得常……

陵松萬章發文彩…… 百年貴壽齊輝光……

這是從香港報上照抄下來的,一連三圈,也原本如此,我想大概是密圈之意。這詩大約還有一種“格”,如“嵌字格”(10)之類,但我是外行,只好不談。所給我益處的,是我居然從此悟出了將來的“國粹”,當以詩詞駢文為正宗。史學等等,恐怕未必發達。即要研究,也必先由老師宿儒,先加一番改定工夫。唯獨詩詞駢文,可以少有流弊。故駢文入神的饒漢祥(11)一死,日本人也不禁為之慨嘆,而“狂徒”又須挨罵了。

日本人拜服駢文于北京,“金制軍”“整理國故”于香港,其愛護中國,恐其淪亡,可謂至矣。然而裁厘加稅(12),大家都不贊成者何哉?蓋厘金乃國粹,而關稅非國粹也。“可嘆也夫”!

今是中秋,璧月澄澈,嘆氣既完,還不想睡。重吟“征詩”,莫名其妙,稿有余紙,因錄“江霞公太史”評語,俾讀者咸知好處,但圈點是我僭加的——

“以謝啟為題,寥寥二十八字。既用古詩十九首中字,復嵌全限內字。首二句是賦,三句是興,末句是興而比。步驟井然,舉重若輕,絕不吃力。虛室生白,吉祥止止。洵屬巧中生巧,難上加難。至其胎息之高古,意義之純粹,格調之老蒼,非寢饋漢魏古詩有年,未易臻斯境界。”

九月十一日,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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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語絲》周刊第一五二期。

(2)“中國元氣太損” 一九二七年夏天,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國當局,嗾使一部分買辦洋奴用所謂“上海保安會”的名義,散發維護帝國主義利益的反動傳單與圖畫,有一張圖畫上畫一個學生高高站著大叫“打倒帝國主義!”他下面的一群聽眾,包括紳士、學者、商人、流氓,都表示反對,其中有一個工人張嘴喊著:“中國元氣太損,再用不著破壞了!”

(3)高長虹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中有這樣謾罵作者的話:“魯迅去年不過四十五歲,……如自謂老人,是精神的墮落!”

下文“身心交病”、“新時代的青年”,也是引自高長虹的文章。

(4)清代康熙、雍正、干隆等朝,厲行民族壓迫政策,曾不斷大興文字獄,企圖用嚴刑峻法來消除漢族人民的反抗和民族思想。如康熙二年(1663)莊廷鑨《明書》之獄;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南山集》之獄;雍正十年(1732)呂留良、曾靜之獄;干隆二十年(1755)胡中藻《堅磨生詩鈔》之獄;干隆四十三年(1778)徐述夔《一柱樓詩》之獄等,是其中最著名的幾次大獄。

(5)《茅亭客話》 宋代黃休復著;《琳瑯秘室叢書》,清代胡珽校刊。參看《華蓋集·這個與那個》第一節及其注(6)、(7)。

(6)《雞肋編》 清代胡珽《琳瑯秘室叢書》中收有此書,系以影元鈔本校文瀾閣本;這里是指夏敬觀據琳瑯秘室本校印的本子,一九二○年七月出版。文瀾閣,收藏清代干隆年間所纂修的“四庫全書”的七閣之一,在杭州西湖孤山附近,建于干隆四十九年(1784)。

(7)“循規蹈矩”之道 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下令增加房捐,受到人民的反抗。租界當局御用的“上海保安會”便散發題為《循規蹈矩》的傳單,說“循規蹈矩”“是千古治家治國的至理名言;否則,處處演出越軌的舉動,就要家不家,國不國了。”

威脅群眾不得為此事“罷工輟業”。

(8)羅素(B.Russell,1872—1970) 英國哲學家。一九二○年來我國講學,曾至西湖游覽。他“稱贊”杭州轎夫“常是笑嘻嘻”的話,見所著《中國問題》一書,其中說幾個中國轎夫在休息時,“談著笑著,好像一點憂慮都沒有似的。”

(9)江霞公太史 即江孔殷,字少泉,號霞公,廣東南海人。清末翰林,故稱太史。他當時是廣東軍閥李福林的幕僚,經常在廣州、港澳等地以遺老姿態搞復古活動。

(10)“嵌字格” 過去做舊詩或對聯的人,將幾個特定的字(如人名地名或成語),依次分別用在各句中相同的位置上,叫做“嵌字格”。

(11)饒漢祥 湖北廣濟人,民國初年曾任黎元洪的秘書長。他作的通電宣言,都是駢文濫調。他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去世,同月二十九日《順天時報》日本記者著文哀悼,其中有這樣的句子:“饒之文章為今日一般白話文學家所蔑視,實則詞章本屬國粹,饒已運化入神,何物狂徒,鄙棄國粹,有識者于饒之死不能不嘆天之降眚于斯文也。”

(12)裁厘加稅 厘即厘金,是起于清代咸豐年間的一種地方貨物通過稅。一九二五年十月段祺瑞政府邀請英、美、日本等國,在北京召開所謂“關稅特別會議”,會上曾討論中國裁撤厘金和增加進口稅等問題。各國代表大都以裁撤厘金為承認中國關稅自主的條件,反對中國在裁厘以前提高進口貨物的稅率。他們所以在會議上提出裁厘,意在抵制中國增加關稅的要求,因為他們明知當時的中國政府根本是不可能裁撤厘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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