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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位置:首頁 > 人物傳記 > 《紅星照耀中國》在線閱讀 > 正文 第十一篇 回到保安 3、俄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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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星照耀中國》 作者/編者:誒德加.斯諾

3、俄國的影響更新時間:2018-09-18

   考察中國共產黨與俄國共產黨、或共產國際、或整個蘇聯之間的關系,不屬于本書的主要目的。要完成這樣一個任務,這里沒有足夠的背景材料。但是如果不談一談這種有機的聯系和這種聯系對中國革命史的更為重要的影響,本書就不免有所欠缺。

  在過去十多年中,在中國人關于他們國家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問題的想法上,俄國肯定地而且明顯地起著支配性的影響,特別是在知識青年中間,它是唯一的支配性的外來影響。這在蘇區固然是一個公認不諱、引以為榮的事實,在國民黨地區也幾乎同樣是如此,盡管沒有得到公開承認。在中國任何地方,凡是抱有具體政治信念的青年身上,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影響都是很明顯,不僅是作為一種哲學,而且是作為宗教的一種代替品。在這種中國青年中間,列寧幾乎受到崇拜,斯大林是最受愛戴的外國領導人,社會主義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中國未來的社會形式,俄羅斯文學讀者最多——例如,高爾基的作品比任何本國作家的作品銷路還要好,只有魯迅除外,他本人就是一個偉大的社會革命家。

  這一切都是很值得注意的,特別是為了一個原因。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意大利以及其他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國家曾經派了成千上萬名的政治、文化、經濟或教會工作都到中國去,積極向中國群眾宣傳他們本國的信條。然而多年以來,俄國人在中國卻沒有設立一所學校、教堂、甚至辯論會,可以合法地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除了在蘇區之外,他們的影響基本上是間接的。此外,國民黨到處還積極加以抵制。然而在這十年中到過中國、并對他們所生活的社會有所了解的人,很少會否認,馬克思主義、俄國革命、蘇聯的成就對中國人民發生的精神影響大概比所有基督教資產階級的影響加起來還要深刻。

  同許多念念不忘共產國際魔怪的人的看法相反,即使在紅區里,俄國的影響大概也是精神上的和思想上的影響大于直接參與中國蘇維埃運動的發展。我們必須記住,中共參加共產國際和與蘇聯團結一致一向是完全出于自愿的,任何時候都可以由中國人自己從內部加以撤銷。在他們看來,蘇聯的作用最有力量的地方是作為一種活榜樣,一種產生希望和信念的理想。這成了在中國人中間幫助鍛煉鋼鐵般英勇性格的烈火和熔爐,而在以前許多人都認為中國人是不具備那種性格的。中國共產黨人堅定地認為,中國革命不是孤立的,不僅在俄國,而且在全世界,億萬工人都在關心地注視著他們,到時候就會仿效他們的榜樣,就象他們自己仿效大俄羅斯同志的榜樣一樣。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時代,說“工人無祖國”可能是正確的,但是今天這些中國共產黨人認為,除了他們自己的無產階級統治的小小根據地以外,他們還有蘇聯這樣一個強大的祖國。這種保證,對他們來說,是巨大的革命鼓舞和營養的來源。

  中華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憲法說,“中華蘇維埃政府,宣布它愿意與國際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壓迫民族結成革命統一戰線,宣布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蘇聯是它的忠實盟友。”中國的蘇區事實上在絕大部分時候不論在地理上、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完全與世隔絕,上面所引的那句用著重體排印的話,對中國蘇區究竟有多大意義,西方人如果從來不認識一個中國共產黨人,是很難理解的。

  可是我卻是耳聞目睹,而且深有體會。這個背后有這樣一個強大盟友的思想——雖然越來越沒有得到蘇聯表示積極支援的證實——對中共士氣具有頭等重要意義,使他們的斗爭有了一種宗教事業的普天同歸的性質,他們對此深為珍視。他們高唿的“世界革命萬歲!”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是貫徹于他們所有教導的信念中的思想,在這個口號中重申他們對社會主義世界大同的理想忠貞不貳。

  我覺得這種思想已經顯示出,它們能夠改變中國人的行為作風。在共產黨對我的態度中,我從來沒有遇到過任何“排外主義”。他們當然是反對帝國主義的,一個美國的或者歐洲的資本家置身于他們之間可能會感到不自在,但是也不比一個中國地主或上海買辦更甚。種族歧視似乎已徹底升華為不問國界的階級對抗。甚至他們的抗日宣傳也不是在種族基礎上反對日本人的。共產黨在他們的宣傳中不斷強調,他們只反對日本軍閥,資本家和其他“法西斯壓迫者”,日本人民是他們潛在盟友。的確,他們從這種看法中得到很大的鼓勵。這種從民族偏見上升到更高水平的對抗在很大程度上無疑地可以溯源于許多中共領導人在俄國所受的教育,他們上過中山大學,或東方勞動大學,或紅軍學院、或一些培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干部的其他學校,回國以后成了本國人民的導師。

  說明他們國際主義精神的一個例子是,他們對西班牙內戰的發展極其關心。報上發表的公報張貼在村蘇維埃的會議室,也向前線部隊宣讀。政治部對西班牙戰爭的起因和意義作了專門的報告,把西班牙的“人民陣線”同中國的“統一戰線”作了對比。另外還舉行了群眾大會,進行了示威,鼓勵大家進行討論。有時甚至在窮山僻壤之間,你也能發現紅色農民也知道一些象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亞和德、意“侵略”西班牙這樣的基本事實,說這兩個國家是他們敵人日本的“法西斯盟國”!這不免相當令人驚異。盡管地理上處于與世隔絕狀態,但是這些鄉下佬由于無線電消息、墻報和共產黨的報告和宣傳,對世界政治的那一方面情況,現在比中國任何其他地方的農村居民了解的都要多得多。

  共產黨所采用的方法和組織都講嚴格的紀律——這是共產主義思想本身所固有的一種紀律,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中間,這似乎已經產生了某種類型的合作和對個人主義的壓制,一般的“中國通”,或者通商口岸的死硬派,或者自以為“了解中國人心理”的外國傳教士,如果不是親眼看到,是很難相信的。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政治生活中,個人的存在是在社會整體、即群眾之中的滄海一粟,必須服從于后者的意志,如果擔任領導,就要自覺地做到這一點,如果是作為物質創造者,則是不自覺地做到這一點。當然共產黨人之間發生過爭論和內訌,但都沒有嚴重到使黨或軍隊受到致命傷害的程度。這種現象,這種“非中國式的”團結一致,是把社會當作各種階級力量爭奪支配地位的斗爭場所這種新觀念的結果,在這場斗爭中,只有團結最一致、目標最堅定、精力最充沛的力量才能取得最后勝利。這種團結一致如果不能說明他們的勝利的話,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共產黨人為什么能夠免遭消滅。

  不論在什么時候,要是南京能夠把他們的軍事或政治力量分裂成為相互對立的、永遠相互打內戰的派系,象它對其他所有反對派那樣,象蔣介石對他自己在國民黨內的奪權對手那樣,那么剿共的任務就可能會獲得最后的勝利。但是南京的嘗試都失敗了,例如,幾年以前,南京曾經希望利用國際上斯大林與托洛茨基之爭來分化中共,但是,盡管出現了所謂中國“托洛茨基派”,他們卻只博得了特務和叛徒的臭名,因為其中有許多人由于他們的立場所決定而參加了藍衣社,把以前的同志出賣給警方,而且他們在群眾中間從來沒有什么重大的影響和很多的追隨者,始終只是一批悲劇性的、失意的、孤立的知識分子的烏合之眾。他們對共產黨的領導不能形成任何嚴重的破壞威脅。

  共產黨基本拋棄了所謂中國禮節這種封建糟粕,他們心理和性格與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極為不同。愛麗絲·蒂斯達爾·荷巴特是永遠寫不出一本關于他們的書的,《王寶釧》的中國作者①也是如此。他們直截了當、坦率簡單、不轉彎抹角、有科學頭腦。一度是所謂中國文明的基礎的中國舊哲學,他們幾乎全都摒棄,而且,最重要的也許是,他們也是中國傳統家庭觀念的不共戴天的敵人②。我與他們在一起的大部分時候感到非常自在,好象同我自己的一些同胞在一起一樣。附帶說一句,在某種意義上,我的出現對他們很有重要意義。因為他們可以把我,而且也把我到蘇區來的好奇心,當作他們的運動具有“國際主義性質”的具體證據。他們把我當作一種給懷疑派看的頭號展品來加以利用。

  由于他們熱烈地崇拜蘇聯,因此難免有不少抄襲和模仿外國思想、制度、方法、組織的地方。中國紅軍是按俄國軍事方針建立的,它的大部分戰術知識來自俄國經驗。社會組織總的來說按照俄國布爾什維主義規定的形式。共產黨的許多的歌用俄國的音樂,在蘇區很流行,有許多辭匯直接從俄語音譯為中文,蘇維埃三個字只不過是其中之一。

  但在他們借用的過程也有不少改動,俄國的思想或制度很少有不經大加改動以適應具體環境而仍存在下來的。十年的實際經驗消滅了不分青紅皂白一概進口的做法,結果也造成蘇維埃制度中帶有完全是中國式的特點。當然,在中國的資產階級世界里,模仿和采用西方的過程也正在進行,因為甚至古老的封建遺產中的詩——斯賓格勒③稱之為“偉大歷史的廢料”的東西——也很少有什么東西,不論對于建設一個資產階級的,還是社會主義的能夠應付國家今天千頭萬緒的新需要的現代化社會,有很多價值。在舊中國這個子宮中同時孕育了兩個卵細胞,而且都是從國外受精的。因此,有意義的是,舉個例來說,共產黨在組織青年的方法方面取法于俄國的固然很多,而蔣介石總司令則不僅利用意大利轟炸機來毀滅他們,而且也效法基督教青年會來組織他的反共的新生活運動。

  最后,當然,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思想、策略路線、理論領導都是在共產國際的密切指導之下,如果說不是積極具體指揮之下,而共產國際在過去十年中實際上已成了俄國共產黨的一個分局。說到最后,這意味著,不論是好是壞,中國共產黨象每一個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一樣,他們的政策必須符合,而且往往是必須從屬于斯大林獨裁統治下蘇俄的廣泛戰略需要。

  這一些至少是夠明顯的了。由于分享俄國革命的集體經驗,由于共產國際的領導,中國無疑地得到了很大好處。但同樣確實的是,中國共產黨人在其生長發育的痛苦過程中遭到嚴重的挫折,也可以歸因于共產國際。

  ①指留英中國學者熊式一。——譯注

  ②這里我不是指全體農民群眾,而是指共產主義的先鋒隊。

  ③奧斯瓦德·斯賓格勒(一八八〇——一九三六年)德國哲學家,著有《西方的衰亡》。——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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